道教界应继承好“道医同源”的传统，把道教界学医、重医的传统恢复起来，使之成为道学道、修道的必要内容。 一 道教作为一个高度重视生命的宗教，历来就有重视医药卫生之道的传统，涌现出诸多深谙医药之学的高道，他们不仅是道门的宗师，也是中国医药学史上的大医家。他们在道教仙道贵生、养生修真、济世利人、修道积德、生道合一等思想宗旨的指导下，通过长期不懈的医疗实践和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在医学、病因病理学、治疗学、食疗学、疾病预防学、药物学（本草学及化学制药学）和医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思想，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道教医学流派，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著名道教人物葛洪，不仅是道教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医学家。他编著的《肘后备急方》，对伤寒、温病（热性传染病）、疟疾、痢疾、时气（流行性传染病）、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丹毒病、沙虱病、食物中毒等疾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著名道教宗师陶弘景，著《肘后一百方》、整理校订并集注《神农本草经》，对药物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葛洪与陶弘景作为道教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既重道又重医的传统一直为道教继承和发扬，并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可以说，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道教文化与中医学都存在着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深入探究并挖掘这一学术矿藏，无疑是当代学人一项文化责任，而且对于今天我国中医药事业仍有着重要的启发。其中，孙思邈提出的“大医”思想，就特别值得探讨，以昭示其中蕴含的现代价值。 二 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他的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取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人类之至宝”，由于他对中华医药学和人类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后人尊奉他为“药王”。“大医精诚”与“苍生大医”，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的重要理念，对于从医者必备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要求。分析其内涵，大体包括医道体认、医德修养、医风模范、医术造诣四方面的内容。由于孙思邈既精于道学又精于医学，这一“苍生大医”理念，也深深地烙上了道教文化的印痕。 第一，天道贵生的医道体认。苍生大医的理念，首先体现在医道的体认上。道教认为，“生生之谓道”。孙思邈秉承这一思想，认为医参道枢，学医的目的在于体认天道好生之德，业济苍生。在《千金翼方序》中说：“原夫神医秘术，至赜参于道枢。宝饵凝灵，宏功浃于真畛。”意思是说，探寻历代神医奇妙医术的根源，最深奥的原因在于他们体察到了天道的关键；宝贵的方药凝聚着天地的灵气，其宏大的功效融通着天地造化的妙用。又说：“辔策天机，全生之德为大。”意思是说，把天机一样高深的医学理论驾驭得得心应手，为的是让人们健康长寿，这是最大的福德。在这里，孙思邈将医术之精微与大道之枢要相参，将方药救人的功德与天道生生之德相比。将行医称为“辔策天机”，将行医目的归结为“全生之德”，这就在医道的体认上，也就是对医道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上，将它定位在体认天道好生之德。因此，医道，就是天道的延伸；医生，是天道生生之德的代表。 第二，普救含灵的医德修养。“道之在我谓之德。”医德的源泉，来自于对医道的践行。医家体认天地好生之德，就要有“普救含灵之苦”的大愿。孙思邈非常重视医德，在《大医精诚》篇指出，大医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意思是说，作为苍生大医，要有慈悲济世的大志向。孙思邈强调大医要发大慈恻隐之心，即是强调医德的源泉来自人类的天性。因此，在孙思邈看来，医道贵在体认天地好生之德，医德应是人性本然之善的自然流露。 孙思邈非常重视这种医德的修养，他在《大医习业》篇中列出了养成医德的途径，他说：“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强调从医者要明仁义之道，养慈悲之德，更要体人性之真，任天数之运，不以吉凶挂意，不以得失留心。他还说：“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这些皆是孙思邈苦口婆心劝化医者勤修医德的要论。 第三，无欲无求的医风模范。大医之德体现在治病过程中，就是良好的医风。孙思邈认为，大医的风范，在于一“诚”字，体现为澄神内视，不皎不昧，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一任人性本然之善行事，一任医者普救含灵之苦的天职行事。 在《大医精诚》篇中，孙思邈对于医风进行的论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在对待病人上，不管患者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亲疏远近等，一视同仁，都要像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看到病人的烦恼，就像自己的烦恼一样，内心悲痛，不避忌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心全意地去救护病人。如果有病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别人都不愿看的，医生则要同情、怜悯、关心他们，不能产生一点不快的念头。二是在诊病过程中，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错。应当周详仔细，深入思考，不能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轻率逞能，以炫耀自己，猎取名誉。不能不顾病者的痛苦，贪图享乐，更不能依仗自己的专长，一心谋取财物。三是在处理同行的关系中，应该慎于言辞，不谈说别人的短处，诽谤攻击其他医生，炫耀自己的名声。 第四，精勤不倦的医术造诣。医道、医德、医风，皆要依赖精湛的医术才能落到实处。没有精湛的医术，一切皆为空谈。孙思邈认为医术是“至精至微之事”，因此，孙思邈提出“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八字作为学医者的守则。强调“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在《大医习业》中，他列举了历代医典，要求学医者必须谙熟贯通，他说，凡是想成为大医的人，都必须熟悉《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等知识。如此乃得为大医。他还告诫世人“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也是孙思邈一生探求医术的自我写照。 孙思邈“苍生大医”的理念处处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这一理念，不仅在过去千余年中，长期指导着中华医人的行为规范，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发扬中医文化，深入研讨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关系也将提供重要启示。 三 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推动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沟通与交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道教界而言，对于推动道教文化尤其是道教养生学与中医学的互动交流，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在当代中国，道教文化与中医学的互动交流还有诸多方面可以拓展与深化： 第一，深入梳理道家思想与中医学的源流关系与深厚内涵。道家思想和中医学传统理论是中医发展的源头活水，对于中医学在新的时代重新找到自身的文化之根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道家思想与中医关系的挖掘与研究，也将为中医学的再次振兴起到奠基性的作用。关于中医自身的发展，诚如许多中医大师所说，重在让中医真正回归中医。我想也就是以传统理论为根据，以经典名著为基础，继承发扬中医辩证实修和仁心仁术的优良传统，淡化商业利益的欲求，从而在当代更好地实现道教与中医的济世宏愿。 第二，切实探索道教养生学进入社会生活的现实路径。生命的健康在道教与中医看来，关键在于保养，保养则重在日常起居，而不是依赖珍贵药材、珍奇美味、珍美华居的厚养。按《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上古之人，其知道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也就是说，养生就在日常起居生活中，人要注重的是回归自然朴素的常态生活。不论是中医“治未病”思想，还是道教养生学，都讲究通过饮食、运动、精神调摄等个人养生保健方法和手段来维系的阴阳平衡，达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健康状态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疾病预防目的。 第三，积极发扬道教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保护野生生物，积极拓宽药物来源，保障中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救疾之道，惟在于药。”千百年来，中草药都来自大自然中的植物与动物，即所谓“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但是，如何善用药物，则是一件需要从医者站在“济利生命”的高度来慎重对待与衡量的事情。对此，孙思邈就曾经说，自古以来贤达的医生为人治病，多用植物做药方。杀生以求生，离生也就更远。也就是说，用药之道，要在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在今天来说，用药上既要坚持以贱代贵、方便实用的原则，更要坚持保护珍稀野生生物、不杀生以求生的原则，以更好地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虎骨、羚羊角等。积极开发药物来源，注重各种资源在临床治疗上的综合利用，拓宽药物资源的范围，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四，发扬道教自身重道重医的优良传统，传承好道教医药学。道门重视医药学，一来是济世利人的宗教情怀的体现，二来是养生修真宗旨的实际需要。但近代以来，道门重医、学医的传统正在弱化，这是一个亟待扭转的趋势。道教界应继承好“道医同源”的传统，把道教界学医、重医的传统恢复起来，使之成为道学道、修道的必要内容；同时，在有条件的道教学院和道观开设专门的中医学课程，并与中医药大学开展合作，把有培养前景的道送到中医药大学深造学习，为培养出新时代的合格道医人才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让博大精深的道教医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积极参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保障事业。 （作者张继禹，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