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的五大宗教中，道教可谓土生土长，而佛教、天主教、教和伊斯兰教最初都是从不同的地域，且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华大地。因此，诸种外来宗教怎么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也就成了一个饱含历史、现实和学术意义的问题。 天主教和教主要是从西方传入中国，故被视为“洋教”、“西方宗教”。回顾其传入中国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和教能否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它们应与中国民间信仰构成一种什么性质的互动关系，历来就是天主教和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上述疑难问题在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中就已凸现出来。礼仪之争主要涉及3个问题，即中国天主“祭祖”、“祭孔”、“上帝译名”问题。一般认为，这3个问题上的争论主要反映了天主教与儒家思想传统的矛盾与冲突。不过这个常见的判断似乎有些简单化了。如果我们着眼于整个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主要特点及其复杂程度，那么“礼仪之争”中的第一个问题即能否祭祖，实际上是天主教、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传统的一大矛盾与冲突，因为“祭祖”是中国本土民间信仰最普遍的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最重要的传统。质言之，儒家所注重的“孝道”是扎根于民间的。从天主教、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来看，这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不但早在明末清初就暴露出来了，而且像不少田野调查所验证的那样，至今仍在中国徒(包括海外华人)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对他们来说，怎么过清明节、春节，能不能烧香、磕头等仍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要客观而深入地了解天主教、教与中国本土信仰的互动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宗教学者意识到，中国宗教研究长期受西方宗教概念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简单地套用西方宗教概念，从形态上甚至价值上作出诸多判断，像“中国没有宗教”、“中国有没有真正的或伟大的宗教”、“中国宗教是个大杂烩”、“中国老百姓的信仰是很实际、功利性的，表面上什么都信、什么都拜，其实没有任何虔诚的信仰”等等。在此类判断中，最受贬低、最受排斥的显然就是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那么，这些具有误导性的观念、特别是对中国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的错误看法从何而来呢?追究起来，天主教、教来华传教士恐怕是其始作俑者。重读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和《天主实义》，我们不仅可以查到这些错误观念的源头，而且可以察觉到他在描述中国宗教时，竟然认为民间信仰根本就不值一提。这就需要我们深刻反省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宗教的整体认识，特别是对民间信仰的诸多错误判断，仍未摆脱西方宗教观念的偏颇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利玛窦的认识水平上。 重新建构“中国宗教概念”，需要切实把握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中所占据的基础地位及其广泛影响。 美国宗教人类学家魏乐博在进行中国宗教的田野调查时曾说，“一个深刻印象是，一神论与多神论是多么不同。在美国，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会对他说：‘你不要相信其他的宗教，那些都是骗人的东西’;长老会的传教士则会对他说：‘其他的宗教，比如摩门教，是不对的，不要相信他们’。而中国的老百姓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做好事的’。”这段话耐人寻味，如果剔除其中的“多神论”一词相对于“一神论”的贬义成分，可以认为，中国宗教传统是兼容并包、多元通和、多元一体的。 最近几年来，有关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报告反映出民间信仰在整个中国并非个别现象，不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一些地区，无论从信众人数还是从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上来说，甚至超过了当地的五大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金泽指出，真正深层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民间信仰，即对民间信仰作出怎样的价值判断。有的说这是草根文化，这是文化遗产，或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本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尊重和包容;但也有人说，这在古代属于“淫祀”，在今天属于封建迷信，是落后的和反科学的东西，应当彻底否定。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欧大年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民间信仰，“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型态、秩序和逻辑，并制度化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包括在家庭生活、庙宇或是社区活动之中。这是人民最真实、也最具体的活动、仪式和信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民间信仰是最普遍、最真实、最基本的中国宗教文化传统。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